高清珍贵图片｜王伯羣与大夏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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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，是大夏大学创始人、校长王伯群（1885—1944）先生诞辰130周年。
为表誌念，华东师大档案馆编撰《王伯群与大夏大学》，并于学校校庆纪念月期间的10月15日，假上海愚园路王伯群住宅（长宁区少年宫）举办新书发布会。
传奇的一生
王伯群，贵州兴义人。青年时代起即追随孙中山先生，组织参与护国运动、护法运动和南北议和，奔波于救国救民、追求民主正义之途；执掌民国政府交通部，发展民族交通事业；创办大夏大学，复兴民族教育。他在教育、政府管理等多个领域谋划开拓，鞠躬尽瘁，不遗余力，其一生可谓跌宕起伏，充满传奇色彩。
为编撰本书，我们曾赴贵州兴义王伯群的老家景家屯走访。调查中，听到这么一句民谚： “一寸金，一寸土，一坝走出三将军”。原来，王家在当地颇负盛名，除王伯群外，他弟弟王文华为陆军上将，堂弟王文彦为陆军少将，妹妹王文湘嫁给何应钦。
从访谈口述和史料中了解到，王生平好学，中西学术，均有根底。幼时聪颖，跟随父亲王启元学习易、书二经，兼学阳明学、四书等。18岁入兴义笔山书院，随文史大家姚茫父、熊范舆、徐叔彝等专攻《孟子》《左传》和数理之学。王的一手漂亮书法、锦绣文章和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品的痴迷，均系在此打下了基础。1905年，20岁的王伯群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，留学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专业，直至硕士生毕业，前后六易寒暑。留日之时，清政不纲，王伯群加入同盟会，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长辈人物：孙中山、章太炎、梁启超。他们倡导革命，同声相求，王与他们常相往还，砥砺切磋。
迨辛亥革命后，27岁的王伯群即返国参与实际工作。与章太炎、程德全、张謇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，培植革命势力，主办《大共和日报》，揭举民主正义。1914年，袁世凯解散参、众两院，王伯群赴北京参与制定《中华民国约法》，结束后回到贵州协助其舅父刘显世主政，担任护军使署参赞，积极推动护国运动。在他30岁那年的1915年，王伯群以黔省代表出席北京的政治会议，调查北洋军队内容，“尽得其窳腐情形，及蠢蠢欲动阴谋”。于是，他与梁启超、蔡锷等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，公举反袁大旗。是年12月，王伯群假道香港、越南抵达昆明，将讨论情况告唐继尧、李烈钧和熊克武，力促反袁。王伯群返抵贵阳后，与胞弟王文华、戴戡召集黔省优秀官兵，积极筹备。云南宣布独立后，王伯群积极响应，策动贵州独立，并与王文华率部攻击湘部，迅雷飓风，震动海内外。贵州独立后，他先后出任贵州护军使署总参赞、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黔中道尹等职。在担任黔中道尹期间，发现和提携日后成为共产主义先驱、中共领导人的王若飞留学日本。
▲1916年，王伯群（前排中）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黔中道尹
护国运动结束后，因参与密谋滇黔首义的天津会议，王伯群与梁启超、蔡锷、戴戡、汤觉顿等七人被誉为“天津会议七君子”。为纪念其护国运动之功绩，王伯群贵阳宅址的会文路更名为护国路。
辗转至沪
1917年，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，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。孙中山极为愤怒，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，反对段祺瑞独断专行。32岁的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，直接参与孙领导的护法运动。
他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，并得到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。1920年冬，王伯群跟随孙中山、唐继尧回粤，恢复军政府，任交通部长，可谓飞刍挽粟，劳绩卓著。次年，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，王伯群担任总统府参议，并委任为贵州省省长，在回贵州的就任路上，行至铜仁受阻，于是转赴上海。
国民党改组后，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，和平统一。王伯群受命随同北上，奔走各方。不幸孙中山逝世，南北议和破裂，王伯群遂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活动。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一幅著名的五言联：“让人非我弱，得志莫离群”，以示激励和劝勉。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，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。
▲孙中山先生赠王伯群五言联
1927年5月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王伯群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、交通部长兼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，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，此后连任。
在执掌交通部长时，正值兵燹之余，交通事业备受摧折，王伯群致力于交通改革，发展民族交通事业，认为爬梳整理，实为要图。他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，主张振兴铁路，统一邮政，创办航空，发展电讯，整顿交通教育，并拟有具体办法。任期内，他身体力行，并多有建树，譬如：一、收回外国人主持之邮政，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；建立上海真如国际大电台，“为国际通报大进步，全球视线，为之一新”。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，设立国际电信局。二、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、威海卫水线收发处；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；恢复吴淞商船学校。三、创设航政局，与美商、德商合办航空公司等。
王伯群主持制定《交通事业改革方案》、《电政设施三年计划》、《航政建设纲要》等，为交通、邮政和电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。1931年底，南京国民政府改组，他辞任交通部长，改任国民政府委员。
▲1944年12月，王伯群逝世，蒋中正、于右任、冯玉祥、宋子文等出席追掉会签名
1944年12月20日，王伯群因积劳成疾，在重庆逝世。他临终写下遗嘱，嘱文感人至深，足见其一生赤诚，志向坚定，心怀远虑。遗嘱曰：“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，才力绵薄，恒少建树，正思振奋精神，努力补救，今竟一病不起，事与愿违。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，争取胜利，以完成抗建大业。吾大夏校友，服务国家，尤须力行公诚二字，以发扬大夏之精神，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，世界和平，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，此心亦无憾矣。”
王伯群与大夏大学
作为著名教育家，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，担任董事长和校长（1927年-1944年）外，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。
1924年，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、王毓祥等教授，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，在上海筹办新校——大夏大学。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，于是竭力赞助，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，并被公推为董事长。自此，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，他后半生的事业，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、发展和繁荣上。
正如陈群校长在序言中所指出的：王伯群是“大夏大学的创建者、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”。大夏创办之时，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。据统计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，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、五十所，竞争殊为激烈。为谋求大夏之发展，王伯群与同僚一道，制定“自强不息”之校训，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；倡导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、职员苦干的“三苦精神”和“师生合作”、“读书救国”。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，他阐明创校“四大精神”即：革命精神、牺牲精神、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。王伯群主持制定《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》，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。他主张大学应“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，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”，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，当以“复兴民族”为办学宗旨，强调“厉行人格教育，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；提倡生产教育，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；奖励科学教育，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；实施军事教育，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”。
▲ 王伯群多方劝募并捐巨资，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（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）
1930年，王伯群多方劝募并捐巨资，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（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）和一批相关实验室、图书馆、大礼堂。本书公布的档案显示：到1932年底，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，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；群贤堂造价11.7万，他募捐了8.2万；占地66.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。杜月笙、何应钦、卢作孚，以及军界、政界、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。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教育学院、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，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，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。
▲1933年1月，蔡元培给王伯群校长推荐熊十力来大夏任教函
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、吴泽霖、郭沫若、邵力子、田汉、谢六逸、何炳松、戴望舒等名师，培育出熊映楚、吴亮平、杜星垣、周扬、胡和生、刘思职、陈旭麓、戈宝权、陈伯吹、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。另据不完全统计，仅院士和学部委员，大夏就出了15人。大夏社会声誉日隆，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，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，被誉为“东方哥伦比亚大学”。
王伯群礼敬教师，爱生如子，结交众多社会名流，且多有资助和施援。本书首次披露王伯群保护鲁迅一事。1930年3月20日，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发出训令，言大夏大学“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，不加制止，殊骇听闻。究竟实情如何，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，以凭核办。”作为校长的王伯群，呈文报告说：“该（群育）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，来校演讲，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，遂准如所请，及演讲既毕，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。”“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。”在王伯群的斡旋下，这场风波终于平安落地。
1937年8月，淞沪事变，抗战军兴。王伯群积极应对，寓救国于读书，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，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—— 复旦大夏联合大学。
大夏初迁贵阳，荆榛塞途。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，群策群力，在极短时期里，建设新校园，举凡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办公室无一不备。1940年，他多方劝募，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，这样大面积的校区，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，可谓一枝独秀。
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、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，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。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，大夏在贵州办学8年，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迁去时300师生，离开时有1800师生，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王伯群倡导大夏要在促进西南文化发展和资源开发方面作出贡献。他说，“我大夏大学之抗战建国工作，自当遵从抗战建国纲领”，“然我大夏大学之在西南，为贵州最高学府，所负使命，既重且大”，大夏当“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，促进西南之文化”。
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“农村改进区”，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，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，实现“抗战救国”。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，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，出版《贵州苗夷歌谣》、《贵州苗夷社会研究》、《炉山黑苗的生活》等著作，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，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，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、对民族的认同感，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。正如王伯群所肯定的那样：“吾大夏迁黔以后，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，西南各种问题中，尤以苗夷问题最为重要”。大夏在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开发建设短研究方面所取得短成绩，至今值得记取。
抗战期间，贵阳物价高涨、大夏预算失平，王伯群发起百万基金募捐运动。他说：“私立大学能存在发展之条件有四：一为校董会，一为教授，一为毕业校友，一为肄业学生。”“本人维持本校，十九年如一日，为着国家，为着青年，觉有欲罢不能，责无旁贷之势。”
在王伯群的执掌下，大夏大学拥有沪校、贵阳、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，同时开办上海大夏大学附中、贵阳附中、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。大夏大学共培养了2万余学生，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。
（本文由节选）
《王伯群与大夏大学》编撰出版
来源｜档案馆
文字｜汤涛
编辑｜李静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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